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我在本文中为大家整理了韩愈的简介及其主要作品,欢迎大家阅读。
韩愈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
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韩愈代表作品——《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这是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第一句写初春的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十分准确地写出了它的特点,遣词用句十分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韩愈代表作品——《马说》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以上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韩愈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唐朝著名文人韩愈被认为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不过要说名气,苏轼似乎比他更出名,那今天我们就准备跟大家简单介绍下韩愈,看看他的一生是有哪些成就。韩愈是当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他有很多作品都对后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韩愈在文人眼中地位很高,对他的评价也是成就卓然。那韩愈为人到底如何呢?想了解的朋友就赶快来看看吧。
(一)流芳百世的《师说》
韩愈父母早逝,年仅3岁就成了孤儿,由兄嫂郑氏抚养。
韩愈自小聪慧,勤奋好学。据史载,3岁时就能识文断字,不到7岁几乎读遍了诸子百家。但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参加了4次科举考试、3次吏部考试,直到34岁时才入仕。从19岁首次参加科考算起,不是经历了“十年寒窗”、而是“十五年寒窗”的努力。时间虽然增加百分之五十,终归努力有了回报,也算可喜之事。
韩愈曾经担任国子监祭酒,按现在的级别资格套算就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他这个全国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对于如何当一个称职的好老师颇有心得体会。
他写了篇流芳百世的著名议论文《师说》。
文中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笔者记得,早年的语文课本中,就有他这篇著名的议论文。《师说》对于我国尊师重教观念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学生们要弄懂文言文中“之乎者也”的用法,细学“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段不可多得的示范文字,就能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提携帮助后学
韩愈不仅教育理论水平高,身体力行提携帮助后学也做得不错。唐代诗人张籍,从岁数来说,要比韩愈大两岁。不过韩愈当进士考官时,他还在“屡败屡战”。韩愈不仅不轻视他,而是热心地指导、提携和推荐他,张籍和韩愈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受韩愈的影响很大。
中唐以后,强大的藩镇割据一方,用各种手段拉拢知名文人和中央官吏。有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去依附他们。节度使李师道想笼络已入仕的张籍。张籍就写了一首《节妇吟》诗答之。用“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绝不受诸侯们拉拢的态度。以后李师道兵败身死,张籍躲过了一场无妄之灾。
张籍升为水部郎中且诗名日盛后,感念韩愈当年热心提携自己,继续发扬他这种精神,将新进诗人朱庆馀的诗拿来通通吟改一遍,留下最好的26首做成册藏在袖里,遇到熟人朋友就热情推荐一番。朱庆馀后来进士及第。
韩愈最有名的故事是他与贾岛之间的“推敲”。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故事的完整版。笔者简述上篇:某年深秋的一天,假和尚贾岛骑着驴子行走在长安街上,眼观地下的片片落叶触景生诗,吟诵出了一句“落叶满长安”,却久久想不出下句。此时一队高官的仪仗队走过来,驴子一下子窜了进去,引起仪仗队混乱。
但也就在此时贾岛的灵光来了,大叫一声“秋风生渭水”。贾岛冲闯的是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刘栖楚的依仗队。刘栖楚可不是宽容之人,大叫一声“假和尚岂有此理!”为此贾岛不仅挨了一顿暴打,还被关了一夜。
过了不久,贾岛去拜访住在长安郊外山间的朋友李凝不遇,当晚借住其他朋友家。第二天返还长安,在大街上想起昨夜作的“僧推月下门”那句诗,总觉得于当时情景不太妥贴,于是就发生了与韩愈的“推敲”故事。这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就不赘述了。有人说贾岛在搞行为艺术,是有意为之。笔者则认为是贾岛那“诗奴”性格所致,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
韩愈是个好官儿好先生,贾岛结识他后开始走红。韩愈为他专门定作一首诗《赠贾岛》进行品牌推介:
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
天恐文章中道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韩愈评价贾岛的才华堪做孟郊的继承者,从此贾岛和孟郊并称,声望扶摇直上。在韩愈的帮助支持下,贾岛终于金榜题名成功入仕。贾岛十分尊重和感激韩愈,韩愈被贬外放时,他写诗遥寄挂念之情。
(三)勤政为民,珍惜友情
803年关中大旱,担任监察御史的韩愈通过暗中走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而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向朝廷上报虚假信息。韩愈上报实际情况,遭谄臣诬陷,被流放到连州阳山(今广东清远境内)当县令。精于吏治的韩愈很快凭借卓越政绩调离阳山,一路升迁,先后任国子博士、考功郎中、中书舍人。
819年,时任皇帝唐宪宗下诏从法门寺将认为是释迦牟尼佛的一节指骨迎入宫廷加以供奉,并下旨要求迎送途中官民们都要焚香跪拜。一时之间,京城长安掀起了一阵信佛热潮。韩愈觉得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就上书加以反对,说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极为短命。唐宪宗龙颜大怒,下令将韩愈处死。全靠同情韩愈的裴度等人为其说情,韩愈才逃过一劫,但被贬为了潮州刺史,并被责令即日赴任。
韩愈来到潮州后,在短短八个月的任期内,做了不少实事。由官府出面聘请教师,兴办乡学,带领导百姓兴修水利,努力发展生产。潮州有条大江,江中有鳄鱼专吃过江之人。韩愈写了篇《祭鳄鱼文》,到江边设坛拜祭后,责令鳄鱼7天之内搬出此地。真奇怪哦,从此就不见鳄鱼的踪影了。这虽然是传奇故事,但当地现在所称的“韩江”、“韩埔”、“韩渡”等名称,据说就是韩愈当年驱逐鳄鱼到过的大江和地方。
820年,韩愈奉旨调回京城,担任兵部侍郎。一年后镇州发生兵变,朝廷派韩愈去化解。韩愈到镇州后,召集军民讲话,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能言善辩的口才,耐心地讲述了归顺和谋反的不同结果。收效不错,没不久就兵不血刃的把叛乱平息下去了。新即位的唐穆宗十分高兴,遂将韩愈升为吏部侍郎。
柳宗元去世后,为柳宗元料理后事的刘禹锡给韩愈写信,请他为柳宗元写篇墓志铭。韩愈比柳宗元大五岁,也是知交好友,于是挥泪写就了那篇名垂千古的《柳子厚墓志铭》。文内“......不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是成语“落井下石”的由来。
韩愈是文章高手,写墓志铭的收入很丰厚。韩愈写过一篇歌颂裴度平定淮西的《平淮西碑》,唐宪宗将这文章的一块石刻赏赐给文中提到的有功之臣韩弘。韩弘大喜过望,馈赠了韩愈五百匹绢,但为柳宗元写墓志铭,韩愈却分文未取。
824年,韩愈患病,估摸是保命心切吧,听信一个方士的胡言,吃下一些丹药,竟一下子撒手人寰,享年仅57岁。悲乎哉,甚悲矣!
【作者简介】赵心放,笔名赵式,重庆市南岸区作家协会会员。
韩愈,字退之,世人称之为“韩昌黎”或者“昌黎先生”,是唐代时期著名的思想、文学和哲学家。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韩愈生平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
韩愈生平介绍
由于韩愈聪明好学,七岁便能言,十二岁就能成文,所以对于参加科考是有信心的。公元789年开始的几年中,韩愈先后参加了四次了科举,却没有一次中第。后来韩愈的嫂夫人去世,韩愈回到家乡守丧五个月。
虽然韩愈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失败结束,但是这并没有打击到韩愈的自信心。公元796年,韩愈受到董晋的举荐,从而有机会在宣武军出任观察推官一职。在这三年的任职期间,韩愈一边指导青年才俊的学习,一边极力推广自己对于散文改革上的看法和主张。后来董晋去世,韩愈扶着其灵柩离境,就在韩愈走后的四天,军中发生了变乱,韩愈因此躲过了一劫。
公元801年,韩愈通过了考试,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后又晋升为监察御史。韩愈为人正直坦率,面对不平之事,他会毫无顾忌的直言说出事情的要害,加上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言艺术,使得说理有深度,有力度,时常会让犯事之人心里不舒服。关中地区大汉,官员却封锁消息,韩愈著文说理,被犯事人污蔑,后被流放。
韩愈最为著名的直谏就是谏迎佛骨了。宪宗满怀欣喜迎接佛骨,却被韩愈劈头说道,供奉佛骨是荒唐事,是祸害。这引得皇帝大为恼怒,韩愈因此被又一次被贬。后韩愈逢 天下 大赦,才被调往中原地区。后来韩愈还以一身凛然正气和忠义之胆,劝诫了镇州的叛乱。
公元824年,韩愈请病在家,年底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韩愈号什么
一般在古时候的人,有些会在名字之外在取个“号”,或者叫“别号”。古时人的“名”,是自出生后就取的用以区别他人的符号象征,而“字”则是他们用意表现自己德行或者是被寄寓希望的意图,不过在名和字之外还有一个别号,这在《周礼》中被解释为美称,也就是说那些德行声望在外的人,才会取个别号让他人称呼。
别号自周朝开始就已经有人开始取了,比如老子的别号就叫广成子。不过先秦之际,人们取号的行为并不多,见于史册的也就那几人(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很多未被记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之前,知道的也就像陶渊明别号五柳先生寥寥数人,不过自唐朝开始,取别号的人却是大涨,这同唐朝处在封建社会顶峰 文化 发达有关。像李白别号青莲居士,卢照龄别号幽忧子,白居易别号香山居士。
不过韩愈生前没有给自己取个别号,至少在现今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中并没有看到关于韩愈的别号。像韩愈这么声望之大,贡献之深,门徒之广的人,要说被人尊称的别号没有被流传下去,那应该是不太可能的,能解释的就是他没有取。韩愈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开先河,倡导了古文运动。在那个辞藻华丽却没用处的骈体文肆掠的年代,古文运动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遍了大地,给原本沉寂的世间带来了新的生命。
韩愈广招门徒,并将他对文学创作的理念一代一代传了下去。韩愈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在家中病逝,死后的韩愈倒是被追了谥号“文”,因而世人皆尊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被明人称为什么呢
韩愈在唐代极力倡导古文运动,反对辞藻华丽而对表达内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骈体文。 在韩愈和柳宗元的主张下,古文运动盛起一时,并对后世的散文创作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宋朝的欧阳修和苏轼等人也是推崇韩愈等人的主张,遂成为宋时古文运动的核心。到了明代,这些人物 自然 会被联系到一起。明初的朱右第一次将以韩愈为首的八大家的散文编集在《六先生文集》中,“唐宋八大家”之名才渐渐形成。
明朝初期的朱右所编撰的《六先生文集》实际上是“八先生文集”,是因为他将“三苏”合称为一家。这八位先生就是我们现在常称的,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八位。到后来的明朝中期,唐顺之所撰的《文编》也是只取这八人的文章,明末的茅坤根据前人的编撰,辑录了《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大家”这一说法正式被人们接受并广为流传,其中韩愈被明人冠以“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文学成就
韩愈是唐代散文家兼诗人,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家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像《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雄浑,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编辑本段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编辑本段思想特色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后期与高僧大颠过从甚密,心契神往;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在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监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纲领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君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掘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在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问。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唐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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